夫兼并者高诈力,安危者贵顺权,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

出自两汉贾谊的《过秦论中篇

秦灭周祀,并海内,兼诸侯,南面称帝,以养四海。天下之士,斐然向风。若是,何也?曰:近古之无王者久矣。周室卑微,五霸既灭,令不行于天下。是以诸侯力政,强凌弱,众暴寡,兵革不休,士民罢弊。今秦南面而王天下,是上有天子也。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,莫不虚心而仰上。当此之时,专威定功,安危之本,在于此矣。

秦王怀贪鄙之心,行自奋之智,不信功臣,不亲士民,废王道而立私爱,焚文书而酷刑法,先诈力而后仁义,以暴虐为天下始。夫兼并者高诈力,安危者贵顺权,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。秦离战国而王天下,其道不易,其政不改,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。孤独而有之,故其亡可立而待也。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,并殷、周之迹,以制御其政,后虽有淫骄之主,犹未有倾危之患也。故三王之建天下,名号显美,功业长久。

今秦二世立,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。夫寒者利裋褐,而饥者甘糟糠。天下嚣嚣,新主之资也。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。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,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,缟素而正先帝之过;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,建国立君以礼天下;虚囹圄而免刑戮,去收孥污秽之罪,使各反其乡里;发仓廪,散财币,以振孤独穷困之士;轻赋少事,以佐百姓之急;约法省刑,以持其后,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,更节修行,各慎其身;塞万民之望,而以盛德与天下,天下息矣。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,惟恐有变。虽有狡害之民,无离上之心,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,而暴乱之奸弭矣。

二世不行此术,而重以无道:坏宗庙与民,更始作阿房之宫;繁刑严诛,吏治刻深;赏罚不当,赋敛无度。天下多事,吏不能纪;百姓困穷,而主不收恤。然后奸伪并起,而上下相遁;蒙罪者众,刑戮相望于道,而天下苦之。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,人怀自危之心,亲处穷苦之实,咸不安其位,故易动也。是以陈涉不用汤、武之贤,不借公侯之尊,奋臂于大泽,而天下响应者,其民危也。

故先王者,见终始不变,知存亡之由。是以牧民之道,务在安之而已矣。下虽有逆行之臣,必无响应之助。故曰:“安民可与为义,而危民易与为非”,此之谓也。贵为天子,富有四海,身在于戮者,正之非也。是二世之过也。

《过秦论》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,分上中下三篇。全文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,故名为《过秦论》。此文旨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,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、巩固统治的借鉴,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。
《过秦论》上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:具有地理的优势、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、正确的战争策略、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。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,富有气势;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,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,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“仁义不施”的结论。中篇剖析秦统一天下后没有正确的政策,秦二世没有能够改正秦始皇的错误政策,主要指责秦二世的过失。下篇写秦在危迫的情况下,秦王子婴没有救亡扶倾的才力,主要指责秦王子婴的过失。
西汉文帝时代,是汉代所谓的“太平盛世”,即“文景之治”的前期。贾谊以他敏锐的洞察力,透过表象,看到了西汉王朝潜伏的危机。当时,权贵豪门大量侵吞农民土地,逼使农民破产流亡,苛重的压迫剥削和酷虐的刑罚,也使阶级矛盾日渐激化。国内封建割据与中央集权的矛盾、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矛盾以及民族之间的矛盾都日益加剧,统治者的地位有动摇的危险。
为了调和各种矛盾,使西汉王朝长治久安,贾谊在《陈政事疏》《论积贮疏》以及《过秦论》等著名的政论文中向汉室提出了不少改革时弊的政治主张。本文就是以劝诫的口气,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,分析了秦王朝政治的成败得失,为汉文帝改革政治提供借鉴。在谈到写作目的时,贾谊说过他之所以要“观之上古,验之当世,参以人事,察盛衰之理,审权势之宜”,主张“去就有序,变化因时”,其目的是求得“旷日长久,而社稷安矣”(下篇)。《过秦论》一文总结秦朝兴亡的教训,实为昭汉之过。

贾谊

贾谊(前200~前168),汉族,洛阳(今河南省洛阳市东)人,字太傅。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、文学家。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。散文如《过秦论》、《论积贮疏》、《陈政事疏》等都很有名;辞赋以《吊屈原赋》、《鵩鸟赋》最著名。 ...

贾谊朗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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